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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邓玉娇刺死官员案看目前刑事证据制度的尴尬

      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5.10”案,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某官员一事成为网络的热议,似乎跟去年的林松林案、杨佳案有些潜在的共性。该案是故意杀人还是遭受强奸时的正当防卫?是故意杀人还是做意伤害致死?她本人精神有没有障碍?她身上是否真的携带治疗抑郁症的药品?她的外套、文脑、内衣、内裤是否能有效走进审判大厅等等问题均是未解之迷。网络的声音不因为某些是跟着感觉走而逊色,毕竟它种颇受人们欢迎的社会监督方式,现代技术拓宽了我们的社会监督途径,无可非议。如果说“网络审判”在无形中形成,那只能说司法尚没能冷静面对网络,而不能归责于网络的声音过于喧杂,此乃题外话。尤为值得法律职业人士关注的或许应该是中国目前的刑事证据制度的现实思考。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夏霖、夏楠了解案情后,认为邓玉娇外衣、内衣、文胸等物品是本案重要的证据,这些物品由邓玉娇的母亲保管,但如果上面留有指纹或其他证据信息的话,不及时提取,将会灭失。当然他们的判断不一定就是准确的,但他们的要求非常合理,在涉及强奸的案件中,衣物往往是极为重要的证据,衣物有没有被拉扯断或留下痕迹,有没有精斑,甚至嫌强奸者和嫌被强奸者衣物间有没有微量元素混合等问题跟事实的探究息息相关,而这些均已在目前鉴定技术所能克服范围内。但是他们的要求并没有获得相关司法机关的重视。审视中国目前的刑事证据制度,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之思,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个问题的思考,在逐渐催生刑事证据法,那么一天的到来应该不远。

      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究其立法的原因或许是出于担心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有可能对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带来冲突乃至妨害,私权和公权的对抗过早的激烈不符合社会现状的价值需要。纵使认为这样的考虑依然是合理、慎重的,然而,律师在侦查价段发现重要证据,往往是束手无策,向经办机关提出意见、建议,经常是石沉大海,光是这一结局的话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你的关键性观点、底牌可能就在这时候无可避免地暴露无遗,你面对的可能是别人对症下药对抗性的决策,而非合作性的决策,回过头来发现自已被捉弄得一塌糊涂,这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从抗辩机制上讲也不合理,一方向对抗性的另一方请求调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材料,可想而知那是现实上不太容易被接受的事,偶有被接受并妥善处理的,那可能是我们遇到了较为客观、谨慎、没有职业角色倾向思维的经办人,这取决于个人的素质问题,并非在制度层面上解决问题,况且经办人很多时候也是难以独立决断的。

      律师调查取证问题是个系例性的问题,绝非孤立。律师调查取证面临着伪证罪的考验,实践上已经印证了问题所在。此问题未能解决,就算是给予律师再多的调查取证权又能起到怎样的社会效益,这是伴随或然伤害于其中的权利,律师很容易被卷入事非中。对律师而言,这是个两难的问题。立法在解决此问题上,与其纠缠于律师伪证罪的设置与否、律师应有多大的调查取证权等问题对峙不下,还不如直接暂时回避这些问题,设置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在律师发现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罪责减免的重要证据,且该证据不及时采取措施会灭失,但律师自行取证会存在质疑或影响其客观的认定时,在诉讼尚未进入到审判程序的情况下,可申请法院进行诉讼证据保全。如此处理或许中庸一些,毕竟法院进行刑事证据保全公信力会高很多,虽然会增加了法院在刑事诉讼中的事务,提前介入了相关的证据事务,有许多问题依然需要思考,但能有效解决辩方证据被无视、没有有效的解决途径的被动局面。平衡控辩双方在举证能力方面的失衡,更有利于在对抗中寻找事实的真象。让证据下的事实和客观的事实更加接近吻合,在这问题上不同角色的法律工作者间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没有了证据律师拿什么去说话,在证据方面能做的更多是挖掘控方证据方面的漏洞,进行被动的辩护。“5.10”案中,律师呼吁及时取证,求助媒体、求助校友、求助网络背后其实是种权利、制度缺陷下无奈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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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3条) 发表评论

  • 东北向前
    东北向前 : 这个事情真的很丑陋啊。

    2009-05-25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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